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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

发布时间:2016-12-27 13:50 | 来源:未知 | 作者:admin | 点击数:

  论我国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
 
  天津相臣律师事务所   卢彦民
 
  知识产权是法律赋予人们对脑力劳动创造的精神成果所享有的权利,知识产权作为一种私权利在世界各国普遍获得确认和保护。在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实践中,中国形成了行政保护和司法保护“两条途径、并行运作”的知识产权保护模式,从民事、行政、刑事三方面为知识产权提供全方位保护。其中,刑法作为最严厉的权利救济手段和社会秩序的规制手段,它在我国知识产权保护中有着重要意义。
 
  一、我国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现状分析
 
  相较于世界发达国家,现阶段我国的知识产权刑法保护主要集中在《刑法》以及各单行法规和司法解释。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根据TRIPS协议的要求,我国相继修改了《专利法》、《商标法》和《著作权法》,并在1997年修订《刑法》时专门设置了“侵犯知识产权罪”一节,对假冒注册商标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假冒专利罪、侵犯著作权罪、销售侵权复制品罪和侵犯商业秘密罪七个罪名作了专门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04年、2007年相继颁布了两个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又共同制定了《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刑法》和这三个司法解释,以及《专利法》、《商标法》和《著作权法》中的刑罚规定构成我国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法律体系。可以说,我国已经建立起了相对完备的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法律体系。
 
  二、我国知识产权刑法保护存在的不足
 
  面对知识产权侵权形势日益严峻,刑法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并没有发挥应有的预防功能,知识产权绝大部分案件仍是以民事或者行政案件立案结案,刑事追诉相对较少。
 
  (一)知识产权行政违法行为与侵犯知识产权罪界限不明。“行政犯罪的双重违法性导致很难从行为性质明确某些行为到底属于行政违法还是属于行政犯罪,使得是行政犯罪的行为有可能会被作为行政违法行为处理。”在我国,知识产权行政违法行为和侵犯知识产权罪,二者在行为的性质上没有本质区别,区别仅在于是否存在“情节严重”。刑法不仅规定什么是犯罪,对犯罪行为进行定性,而且还要规定此种犯罪行为应当接受的刑罚。也就是说,刑法对犯罪行为即定性又定量以区别于一般的行政违法行为。既然侵犯知识产权罪的基本行为类型和行为性质是以知识产权行政违法行为为基础,“情节严重”作为加重要素是区分知识产权行政违法行为与侵犯知识产权罪的唯一界限,那么,何种情况算是“情节严重”?涉案的数额以及权利人遭受损失的数额无疑是衡量罪与非罪的核心标准。然而,从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相比较可以发现,我国刑法及司法解释对于某些侵犯知识产权罪的入罪标准与行政处罚标准存在相同之处。如《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假冒他人注册商标非法经营数额在五万元以上的属于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规定的“情节严重”而《商标法》第六十条规定假冒他人注册商标违法经营额五万元以上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可以处违法经营额五倍以下的罚款。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实体标准完全相同的情形下,很多侵犯知识产权的犯罪行为就会被工商行政机关当做普通的行政违法行为来处理。
 
  (二)知识产权犯罪刑事追诉标准过高。《刑法》关于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规定的门槛比较高。根据我国现行的刑法理论,知识产权犯罪一般都要求以“营利为目的且数额巨大”才达到刑事追诉的标准。例如,《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侵犯著作权罪在主观方面明确要求要以“营利为目的”,如果行为人出于过失,如误认为他人作品已过保护期而复制发行,或虽系故意但由于追求名誉等非营利目的的,则不能构成侵犯著作权罪。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不管行为人在主观上是否具有营利目的,其未经权利人许可而复制、发行、销售等行为都会直接或者间接地侵害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其次,侵犯著作权罪还要求违法所得的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才构成本罪。2004年两高出台了《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适当降低了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定罪标准,2007年再次联合出台《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进一步明确侵犯著作权犯罪的定罪处罚标准,再次降低了入罪门槛。即便如此,对于那些造成知识产权权利人严重侵害但侵权行为人并未获得数额较大经济利益的行为仍无法作为犯罪来处理,侵权行为因达不到法定数额,根据罪刑法定原则不构成犯罪而免于受到刑事责任的追究。
 
  (三)知识产权犯罪的刑罚设计不科学。对于知识产权犯罪的刑罚上,世界发达国家多偏重于罚金的刑罚处罚。而我国在知识产权犯罪的刑罚设计上采用以“自由刑为主,罚金为辅”的刑罚结构。此种刑罚结构的设置对于知识产权犯罪而言缺乏针对性。近年来,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行为日益增多,刑事打击与保护是知识产权保护的必要手段。然而,知识产权犯罪本身并不违反社会伦理,人们对知识产权犯罪的道德谴责度也极低。在这种情况下,设置过高的自由刑会使得民众对知识产权犯罪分子产生同情心态,引发民众对刑罚设置的不满。再者,单纯规定较高的自由刑,可能在主观意愿上对犯罪分子产生震慑力,但是却不并能消灭其犯罪的条件和犯罪能力。知识产权犯罪具备贪利性,各国对知识产权犯罪的控制也都以利益为核心,如果对知识产权犯罪分子施以较重的罚金刑,加大对犯罪分子的金钱处罚力度,这相对于自由刑而言可能会取得更大的改造效果。
 
  三、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路径分析
 
  (一)统一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执行标准。“完善知识产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机制,加强知识产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配合,是促进执法资源充分有效利用,保证这一双规模式有效运行的重要条件和基础。”因此,统一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执行标准,实现知识产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完美衔接,需要对刑法和相关行政规范进行统一修改,确立合理的处罚边界,厘清知识产权行政违法行为与侵犯知识产权罪的界限。在实践中,知识产权行政执法标准与刑事司法标准存在一定冲突和不协调之处,甚至存在执法标准相同的情况,这使得刑事法律的制裁功能无从发挥。因此,应当统一修改刑法和相关行政法规,适当提高某些侵犯知识产权罪的立案追诉标准,拉开刑罚和行政处罚之间的空间,使二者之间产生一定的距离差;明确哪些行为是知识产权行政违法行为,哪些行为是知识产权犯罪行为,明确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在打击知识产权犯罪当中各自的职权范围,使得行政机关厘清行政执法的边界,同时提高知识产权犯罪的刑事追诉率。
 
  (二)设置合理的追诉标准。首先,“以营利为目的”作为知识产权犯罪的构成要件,会将大量不以营利为目的却严重侵犯知识产权权利人利益的行为排除在刑法打击范围之外,这显然是不符合刑罚设置的目的。2015年10月5日,通过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简称TTP协议)第77条款第一条规定了知识产权犯罪的主观方面,一是行为出于经济利益或者获得财产而实施,二是主要行为并非出于经济利益或者获得财产,而是对权利人的市场利益产生了实质上的不良影响。也就是说,在TTP协议中,已经取消了知识产权犯罪以营利为目的的主观要件。这样,很多在主观上没有营利目的但同样给权利人造成巨大损失的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就会得到刑法的追究。我国也应该借鉴国际社会的通行做法,废除以“营利为目的”的主观构成要件,同国际接轨扩大知识产权保护范围。其次,侵犯知识产权罪在追诉标准的设置上还应该增加客观方面危害性考量方式,司法在打击知识产权犯罪时,不仅仅应当以法定数额为入罪标准,还应该“对健康和安全的威胁和影响”纳入危害性考量,拓宽知识产权犯罪圈。
 
  (三)加大罚金刑的处罚力度。在国际上,知识产权犯罪处罚遵循严而不厉的刑事政策。知识产权犯罪是贪利性犯罪,其社会危害性有限。在打击知识产权犯罪时,应更大程度地发挥罚金刑在知识产权保护中的作用,甚至可以引入惩罚性赔偿金,对知识产权犯罪分子处以高额罚金,使得犯罪分子不仅失去再次犯罪的能力,并且可以使其感到极大的金钱压力,从根本上杜绝再次犯罪的可能性。当然,加大罚金刑的处罚力度还要求我国刑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对罚金刑的额度、计算方法、计算标准等作出具体规定,使得罚金刑在“有法可依”的范围内运行。
 
  总之,加大对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力度,体现的是国家对人们智力成果的尊重和保护。虽然,我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起步较晚,与世界先进国家在立法制度设计上还有很大差距,但是,我们应该认真借鉴发达国家对于知识产权保护的先进立法经验,制定出符合我国国情的刑事法律规范,加强对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加快实现建设法治国家的进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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